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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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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山

      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得益于曾山同志的帮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

  曾山,原名曾如柏,乳名洛生,学名宪璞。1899年12月出生,吉安县人。1925年投身革命。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遵党的指示前往广州工作,并于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春回家乡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农历四月初,领导了吉安官田暴动。同年7月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1929年底被选为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3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0月被推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1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动员组织赣南革命根据地群众,支援主力红军取得第一至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2月再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5月,突围潜往上海找到党组织,后赴苏联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1937年11月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协助项英等组建新四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8月任江西省委书记。1941年5月,任华中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局委员兼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书记、书记、财经办事处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华东地区财政经济和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工作。

  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商业部部长、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4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曾山与邓六金的烽火情缘

他们是曾庆红的爹妈——曾山与邓六金是对革命伴侣。曾山驰骋沙场、
奇功卓著,邓六金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之一。他们相识相恋、
相知相伴的经历鲜为人知……

  1999年是曾山诞辰100周年,初夏的一个上午,在北京东城的一间普通
公寓里,我们采访了曾山同志的夫人邓六金。老人随和、朴素,非常平易
近人。她向我们讲述起她伴随曾山同志驰骋祖国大地半个多世纪的生活,
讲述她的婚恋,她的家……

  1938年春,在中央党校,邓六金遇到了从苏联回来参加党的六届六中
全会的曾山同志。会议结束那天,与邓六金一起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危秀
英兴致勃勃地跑进邓六金居住的窑洞,拉着她的手说:“我们江西的曾主
席来了,我带你去认识认识。”说完,危秀英不由分说地连拉带拽把邓六
金拉到了曾山面前。

      曾山原名曾洛生,江西省吉安县永和白沙锦人,1899年出生于一个家
境清贫的私塾先生家里。他的父亲曾采芹是清末秀才,年轻时曾在本村及
邻村设馆教学。跟着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后,曾山先是学了点丝线手艺,后
来又学做屠夫。1925年,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的曾延生(曾山的哥哥)回
家乡鼓动农民造反,正因当地豪绅勾结官府挤垮了自己生意而愤愤不平的
曾山,立刻被鼓动起来。1926年,曾山在家乡领导了农民协会,当年十月
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前后,曾山的父亲曾采芹、弟弟曾柄生也都参
加了中共。1927年12月,曾山参加了“广州起义”,此后长期在中共江西
根据地工作,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
府主席和江西省委书记。在此期间,曾延生、嫂子蒋竟英、弟弟曾柄生先
后死在国民党监狱里。毛泽东为此专门随曾山到其家里慰问,称赞曾家
“满门英烈”。

  自古英雄多磨难,曾山可谓九死一生。1931年,中共召开第一次苏维
埃代表大会时,曾山出任“中央农工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
曾山又担任了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内务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下
坚持斗争,在赣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5月,游击队遭到失败,他转
移到上海。幸好此时中央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秘密工作,曾山才得以
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接着,曾山被派往苏联学习,进入莫斯科列宁学
院。多年的革命工作,他养成勇敢、稳健、严谨、周密的性格与作风。

  当时的曾山30岁出头,文质彬彬,一张敦厚的方脸盘,一双睿智的眼
睛,态度和蔼,言谈亲切,给初次见面的邓六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那
时谁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的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和新
四军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包括军事、政治、民运、青年、妇女等各个方
面的干部,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开辟东南地区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
同意了曾山这一要求,并交代中央组织部办理。于是,中央组织部在延安
各单位,主要是中央党校和抗大挑选合适的人才,一共选定了20多位,但
就是缺少妇女干部。这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想起了邓六金,并把邓
六金的情况向曾山作了全面介绍。曾山曾记载道:邓六金,福建上杭人,
贫农出身,从小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共产
党,参加过苏维埃时期土地革命斗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8年10月的一天,李富春副部长打电话给正在中央党校14班学习的
邓六金,叫她来组织部谈话。李富春动员她去抗日前线搞民运工作,当征
求她去什么地方合适时,邓六金没作过多考虑,只是顺口说:“我去东北
吧。”

  面对她的选择,李富春依然笑着说:“我看你到华中最合适,华中缺
少妇女干部。”说完看了看在座的曾山。邓六金觉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便
表示了同意。李富春最后交代说:“你跟他(曾山)走。”

  这年12月,曾山率领中央组织部挑选的20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准
备奔赴东南前线。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邓六金。曾山一行到达西安
以后,由于国民党拖着不发“护照”,致使他们在西安滞留了一个月之久。

  这时,在其他同志撮合下,邓六金已经同意与曾山建立比同志更进一
步的关系。随着见面的增加,两人的感情日浓,当曾山提出单独先走,同
行的年轻同志闹着:“喝完喜酒再走。”他们用曾山和邓六金的名义给中
央打了一个申请结婚的报告。没有两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批准,
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发来电报:“同意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曾山与邓
六金志同道合,相互了解,彼此倾心,结婚是情理中的事。但邓六金在这
场终身大事面前流泪了。她说:“我不想结婚,我还要工作h”邓六金在长
征路上亲眼见过贺子珍、陈慧清(邓发夫人)几位大姐生孩子的痛苦。她
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只有求老百姓收养,找不到收养的人,只能包裹好孩
子,放在马路边,孩子哇哇哭,母亲一步三回头往前走。她想:生了孩子
就要带孩子,这于革命工作不利。她曾经暗暗发誓:我不结婚,一定要干
出一番事业来。但是,她爱曾山。在同志们的“促成”下,他们结合了。

  曾山和邓六金的结婚仪式简单而朴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
渠为他们祝贺。他们请了林老和同行的20多位同志在饭馆吃了一餐便饭,
作为答谢。

  1939年1月16日,曾山、邓六金一行辗转来到皖南山岭,受到东南分局
和新四军军部的热烈欢迎。1939年7月,他们爱情的结晶产生了,这是他们
的长子。由于皖南一带的形势紧张严峻,战斗生活异常艰苦,邓六金将儿
子亲自送到江西吉安交奶奶抚养,取小名丁儿。这个“丁儿”就是现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同志。
与自己的亲骨肉分离时,刚刚做母亲的邓六金鼻子酸酸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到江西吉安把曾山的老母亲
抓去毒打拷问,并纵火烧掉了曾家的房子。只有三岁的丁儿无处藏身,独自
一人跑到野外的大树洞里躲了两个晚上,远远看见奶奶惨遭毒打,却不能哭
出声来。数十年后邓六金对我们讲述起那段经历,对长子曾庆红的苦难童年
仍深感内疚。她老泪纵横地感慨:“那时,这个孩子在乡下吃了不少苦。然
而,这段经历也决定了曾庆红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皖南事变后,邓六金的工作更紧张了,她恨不得自己生出三头六臂来,
多挑几副担子。谁知,在这个关键时候,她突然腹疼不止,身体也一天天消
瘦下来,卫生部的同志诊断她腹部长了瘤子,要到上海去治病。没办法,邓
六金只得辗转来到上海,令人悲喜交加的是经医生的反复诊断,邓六金不但
没有长瘤子,而且怀上了孩子。1942年,邓六金带着这个取名叫“阿瘤”的
孩子,从上海回到了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重整雄风,根据地
一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邓六金再也坐不住了,她将孩子寄养在一
位老乡家里,马上投入到工作中去。

  谁知,这个叫“阿瘤”的孩子经常发烧,而且一发烧就抽风,把抚养他
的老乡吓坏了。一天,孩子又抽起风来,老乡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不论
邓六金怎么解释,就是不敢再带养了。无奈,邓六金只得把孩子带回家来。
有一次,陈毅特意找到邓六金,生气地对她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
就知道自己的学习,孩子病得那个样子,还放在老百姓家里,共产党也不是
不要革命,也是为了这些孩子。怎么,孩子不带好,你学习出来要当皇帝
呀。”每当看到发着高烧,全身肌肉抽搐的儿子,作为母亲,邓六金暗暗流
着泪,心都要碎了。可是,为了革命事业,她舍弃了一切……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以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根据中央军委
指示,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积极准备发起淮海战役,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
国民党重兵集团。这时,华东局对邓六金的工作作了重大变动,要她筹办一
所保育院,带好100多个孩子。她当即向华东局领导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
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战争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有的
是指挥我们千军万马的将军,难道能把他们的孩子再扔到树底下、草堆上、
小路边,让孩子们生死听天由命吗?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
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让他们成为革命的下一代。”由搞轰轰烈烈
的群众工作,到带一大群孩子,这是邓六金革命征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
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后代。

  在华东局、华东野战军领导的支持下,特别是在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
的关怀下,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邓六金克服种种困难,很快就把华东保育
院办起来了。保育院设在离济南几十公里的大官营,房子是用没收来的一个
大地主的房子,教师和工作人员是在当地招的一批初中生和师范生,政治文
化素质较高。李静一任院长,邓六金任副院长。他们把100多个孩子按年龄大
小编成三个班:小学班、幼稚大班和幼稚小班,孩子们个个健康活泼,在风
雨中茁壮成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移驻
上海。这时,邓六金奉命率领华东保育院从山东青州往上海搬迁,领着一大
群小孩长途跋涉,历尽艰难。当100多个孩子都回到了父母或亲人身边时,上
海车站一片沸腾。这次由邓六金指挥的、为时一个月、行程1000多公里的
“大行军”,终于胜利完成。它犹如一支“特别部队”完成了一次特别的战
役。邓六金至今为此感到欣慰。她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的华东保育院,先
后抚育、培育了近千名革命后代。当年的孩子们现在多已成为革命事业接班
人,且不乏国家栋梁之材。他们逢年过节,常去看望白发苍苍的邓妈妈,感
激邓妈妈对他们的培育之恩。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邓六金和曾山一贯勤俭、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
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革命的家教家风,培养教育子女成为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据邓妈妈回忆,一天早晨,曾山指定刚回到父母身边一年多、年龄只有
十几岁的曾庆红背诵《辨奸论》。孩子专心致志背了半个小时,把《辨奸论》
背得烂熟。晚饭后,曾庆红陪爸爸散步,显然早上背书的事,曾山并没有放
过,他问曾庆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学习《辨奸论》吗?”

  曾庆红若有所思后,就将曾山常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

  曾山笑了,又问:“你具体说说取些什么呢?”

  曾山话音才落,聪颖的曾庆红就脱口而出:“为了今后识别事物的好坏。”

  “对h”曾山循循善诱,“让你学习《辨奸论》,就是要你学习细致观察
问题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去认识问题的方法。”

  一个故事一个真理。父亲肚子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从那以后,“事有
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的道理,就深深刻在曾庆红的脑子里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东西,真是足够受
用终生。

  就在邓六金勤勤恳恳工作,事业辉煌的时候,一件重大的家庭不幸落在了
她的身上,使她悲恸欲绝。
  1972年,“文革”中受到迫害、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的曾山突然因病去
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不忘叮嘱子女:“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没
有什么可遗憾的,党对我好,我也无愧于党……我死后,你们要依靠自己去生
活,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最后他又强调说,似乎用了全身的气
力:“坚信党h不但你们h咱们家世世代代都要坚信党h”

  党和人民给予曾山同志极高的赞誉和评价。丈夫去世了,但他的音容笑貌
仍然时时闪现在邓六金眼前,带给她的是无穷的思念和追忆……


 父亲曾山和庭院中的树

1952年10月,父亲曾山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商业部长。1953年初,我们全家由上海搬到北京,住在东四北大街九条胡同的一个院子里。父亲在这里住了近20年,直到他去世。我们家住的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中间一个大院,前后两个小院。庭院中原有的几棵树十分引人注目。前院是一棵葡萄树。后院很小,两棵十几米高的大枣树和一棵不大的盘架藤萝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年入夏,我们经常站在葡萄架下,盼望葡萄早点成熟。而到了秋天,兄弟几个都要拿着竹竿上房打枣,那是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
  当时,父亲虽然工资还高,但在京城维持有5个孩子的7口之家吃、穿、用也很不容易。父亲一生节俭,把钱尽量用在保证全家的基本生活需要上,偶尔改善改善伙食,惟独舍不得花钱买水果。所以,他很看重家里的葡萄树和枣树。过了秋天,他便和工作人员一起把葡萄藤枝取下架来,盘扎好埋在土里,以防冻伤。到开春又把藤枝清整出来,忙前忙后,亲自浇水、施肥。
  每到果实收获的季节,我们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吃着葡萄,嚼着大枣,议论着今年的收成比去年的怎么样。而爸爸和妈妈总想着,这院里不光住我们一家,还有秘书、警卫、公务员、炊事员和司机,摘了水果可不能忘了他们。葡萄数量不多,分装几个盘子;枣收成好,就拿脸盆装。有时我们,有时他们亲自给各家各户送去。邻院的小孩嘴馋,他们翻墙上房过来打枣,把房上的瓦都踩坏了。工作人员发现后就把上房的孩子赶走。一天,父亲看见了,他和善地提醒孩子们注意安全,又亲自装了两大桶枣,让公务员给邻居人家送去。
  父亲似乎不满足庭院原来的葡萄和枣树,又栽了苹果树、核桃树和香椿树。父亲平时工作很忙,种树成了主要业余爱好。他的劳动改变了家庭大院的面貌。中院不再是空场,6棵果树把庭院装扮得满园春色,很有生气。树木不言,默默地为大家带来生机、绿荫和果实。父亲依然在种树养树中找到无穷乐趣。然而“文革”的到来,却如萧瑟的秋风,凋零了满树绿色。警卫员早就撤了,“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主动把公务员撤掉,后来又把炊事员也撤了。再后来索性车也不坐了,让司机跟在身边去挤公共汽车上下班。这时机关群众分成两派,一派要打倒父亲,另一派死保,闹得很厉害。我那时在部队,记得一个秋天探亲回家。早上起来,看见父亲一个人在院里一会儿凝望着他亲自种的树,一会儿扫扫地上的落叶。我一阵心酸,赶紧跑过去,接过他手中的扫把。我知道父亲还没有“靠边站”,但会不会被打倒,着实为他担心。我问:“爸爸,部里这么闹下去,结果会怎么样”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坦然地说:“不要紧的,就是被打倒也没关系,无非是回老家种田嘛我喜欢劳动,也早有了这个准备。你也应该有思想准备。”我说:“您革命了一辈子,就这么让那些造反派折腾反正我想不通。”他说:“我的经历组织上很清楚,有没有问题历史也会证明。但这不等于说我就只能长期当部长,不能干别的。我出身劳动人民,再回家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不是很好吗我在江西苏区当苏维埃主席的时候就有过上上下下。有句话叫‘万事不由人’,许多事情不是你想要办成就能办成的。至于具体做什么,不要看得太重。就像种树,把树种下了,种好,它就会造福人民。”那次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它似乎是父亲一生最主要品德的一个深刻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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